八路军一一五师征战实录第7部分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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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县西北黑牛王庄、宁津城歼灭伪军2000余人，打开了抗战的局面。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又决定调115师政治部副主任兼343旅政委萧华率一批干部去黄鲁边区，统一领导那里的武装斗争。随后，萧华率领旅部机关干部100余人由晋西南进抵山东省乐陵县。9月27日，成立了冀鲁边军政委员会，并将该地区部队整编为八路军东进抗日纵队，萧华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克明任参谋长，符竹庭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5支队、津浦支队和第6支队（由冀鲁边地方武装编成）。第5支队长曾国华，政治委员王叙坤，参谋长刘正，政治部主任刘贤权，下辖第4团（团长褚连三，政治委员朱廷宪）、第5团（团长龙书金，政治委员曾庆洪）、第6团（团长张策平，政治委员赖国清）。第6支队长邢仁甫，政治委员周贯五，副支队长冯鼎平，参谋长程政杰，政治部主任王辉球，下辖第7团（团长李子英，政治委员崔月楠）、第8团（团长杨柳新，政治委员陈德）、第9团（团长杨铮侯）、津浦支队（支队长孙继先，政治委员潘寿才）。
部队整编后，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并成立了几个游击支队。
193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时说“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或者估计国民党可能许可的，先斩后奏。例如设置行政专员，派兵去山东之类，先经过则行不通。”
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指示115师所采取的上述行动，就属于“先斩后奏”的性质。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加紧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而把主要兵力对付共产党的抗日武装。与此相呼应，国民党顽固派也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加紧给共产党和八路军制造麻烦。而山东起义后组织起来的武装既缺经验，又缺干部，派主力部队去山东已是刻不容缓。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派115师343旅685团去山东微山湖以西地区，进行抗日斗争。
11月25日，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致电彭德怀，指出“陈、罗率部及陈光旅的主力（两个主力团）全部去山东、淮北为适宜……陈罗东进时，拟分布于新老黄河间广大地区，包括津浦（路）东西、胶济（路）南北在内。尚昆、小平认为可行。”
12月间，朱德，彭德怀向陈光和罗荣桓下达了命令，要求已到达晋东南附近的685团以苏鲁支队名义先行入鲁。先是首战韩庄、崔庄，歼灭伪军王显臣部800余人。不久，苏鲁支队到达湖西与湖西人民武装起义力量组成的山东抗日义勇队第2总队进行合并，并改称苏鲁豫支队（支队的活动范围还包括河南的夏邑县）。当时，彭明治任支队长，吴文玉（吴法宪）任政治委员，支队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湖西抗日根据地。
随后，按照军委部署，115师师部和686团在陈光和罗荣桓的带领下，也于12月20日晚从山西西部的灵石县双池镇出发东进。部队冒着纷纷大雪，越过日军封锁的汾河和同蒲路，翻越了白雪皑皑的绵山，到达了晋东南的八路军总部驻地屯留附近。陈光和罗荣桓与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等在敌后相会，感到分外亲切。朱德还特地到115师驻地看望指战员，给干部们作了形势和任务的报告，还应罗荣桓的请求，为115师的《战士报》题写了报头。罗荣桓等去总部汇报工作时，朱总司令留他们吃饭，并亲自下伙房，给罗荣桓等人炒了一盘辣椒猪肚，大家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饭。
就在这时，国民党为了限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决定在敌后成立苏鲁和冀察两个司令部，并无理要求115师归还第2战区建制，并要求八路军在山东的地方部队统一由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同时兼任第51军军长）指挥。
如果执行国民党的命令，八路军将很难保持自己作战的灵活性，也不便于发展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因此，对蒋介石的命令只有置之不理。但是，当时国共正进行合作，为避免国民党找到反共的借口，115师去山东的事最好还要有理由。恰好就在此时彭德怀要去冀南找国民党的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就国民党顽固派袭击八路军一个支队并强令取消抗日政权（冀南行署）的事件进行谈判，115师便以东进支队的名义护送彭德怀。然后，名正言顺地翻过太行山，穿过平汉路，直接进入山东。
就在部队出发前，罗荣桓的爱人林月琴已经临产，罗荣桓前往医院探望。2月14日，林月琴生了一个男孩。即将出发的罗荣桓看到母子平安，放下了心。林月琴一想到自己的丈夫即将出发，心里当然是恋恋不舍，正好孩子的名字还没有取，就让罗荣桓给孩子取个名字。罗荣桓略一考虑，想到115师当时的任务，便说“部队正在东进，就叫他东进吧！”
说完，便告别了正在坐月子的妻子，踏上了东进的征程。
罗荣桓给儿子起这个名字，切实反映了当时的现实。东面，就是日军的后方。东进，就是到敌人的后方去。后来，罗荣桓给儿子取名字的故事在部队中传得很广，并在以后的作战中，115师的许多部队都用这个名字作为部队的代号。“东进”几乎成了115师胜利的象征。
从晋西到山东有约3000余华里，途中要穿越日军的几道封锁线。在行军过程中，部队遇到了很多困难，因此，有的人就把这次东进称作“小长征”。在这次小的长征途中，115师还配合129师粉碎了日军对山西辽县的进攻。
1939年3月1日，115师东进支队经过河北、河南交界地区，到达了黄河。可是，大家发现河里没有水。原来，由于蒋介石为了阻止日军的进攻，在1938年6月下令炸开了花园口的黄河大堤，致使黄河改道南行，这里的河水便枯竭了。通过这一事实，115师的指战员们了解了蒋介石不考虑老百姓利益的反动本性。
3月2日，八路军115师在代师长陈光和政治委员罗荣桓的率领之下到达鲁西地区，东进成功了。
“罗荣桓陈光领兵马，杨勇将军是先行”
鲁西平原一带虽然有中国共产党郓城中心县委在活动，但还不是共产党领导的较大规模的抗日武装根据地。在当地，日、伪、顽、匪，各霸一方，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八路军115师的到来，给这一带的人民带来了希望。
115师刚到郓城县的张楼宿营不久，八路军到达鲁西的消息就传到了郓城中心县委。县委书记梁仞千立即率领20多人到张楼迎接从平型关下来的老八路（当地群众对八路军主力部队的称呼）。
这些人当中，有驻张楼的国民党郓城县保安司令祝壁臣等当地的开明人士。祝壁臣原为国民党军第88师师长，曾带部队去中央苏区“围剿”过红军，但大敌当前，他已转为拥护八路军的抗日政策。
陈光代师长和罗荣桓政委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与他们进行了交谈。在谈话中，得知在郓城城里的汉j头子叫刘本功，在当地为虎作伥，鱼肉百姓。他的本家刘玉胜带了一个保安团驻扎在郓城西北的樊坝。陈光和罗荣桓决定打下樊坝，消灭刘玉胜的伪保安团，作为对山东父老的见面礼。他们把这个战斗任务交给了686团。
说干就干。3月3日晚上，686团团长兼政委杨勇率领部队冒雨向樊坝开进。全团指战员的棉衣被雨水浸湿了，但个个斗志昂扬。经过激烈的战斗，686团勇猛地冲进了敌人据守的围寨，刘玉胜被生擒。在战斗过程中，郓城守军曾派100余人前来增援，但被115师击退。此次战斗，全歼伪军刘玉胜的保安团共800余人。
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八路军在鲁西也随之声威大振。
战斗结束后，杨勇赶回张楼，向陈光和罗荣桓汇报作战的具体情况，并请示如何处置刘玉胜。师首长没有急于答复，让杨勇先把刘玉胜带到张楼，待审问后再作处理。
刘玉胜就是郓城人，以前曾在宋哲元的部队中当过排长，在喜峰口参加过对日作战。后来在韩复榘部队中当官的刘本功把他拉回来，让他当连长。山东被日军占领后，刘本功当了汉j保安司令，刘玉胜也跟着当了伪军团长。
审问刘玉胜的工作主要由罗荣桓来做。他与刘玉胜谈了一个多小时，然后与陈光和杨勇商量，看如何处置刘玉胜好。
杨勇说“在这次战斗中他老丈人肺部中弹，我们的医务人员认真给他治了，刘玉胜很感动，看样子，有些悔罪的表现。”
原来刘玉胜的岳父属于当地的名门望族，有一定的势力。刘玉胜之所以能在郓城县吃得开，在某种程度上赖其岳父的帮助。刘玉胜的岳父不但帮助他，而且社会经验丰富，办事要比刘玉胜老练得多。因此，刘玉胜对他的岳父是十分佩服、尊重，两人之间的感情也非常好。这次686团攻打刘玉胜时，他的岳父被枪声惊醒，慌忙爬起来，蹲在床上，通过窗子向外看，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想就在这时，一颗子弹打来，正中其腹部。听说岳父负伤了，刘玉胜也顾不上指挥部队，先回来看一下。这时，他的岳父正躺在床上哼哼呀呀地叫着，他的老婆在旁边哭哭啼啼，刘马上吩咐人给包扎伤口。就在这时，686团已攻到窗前，刘玉胜和他的老婆及岳父都成了俘虏。战士们刚刚抓到刘玉胜，杨勇团长就赶到了。他让通信员把医生叫来，给刘玉胜的岳父治伤，很快就包扎好了伤口，并采取措施减轻了老头的疼痛程度，所以当了俘虏的刘玉胜非常感动，当时就说了一些感激的话。
当时，在另外一个村庄里还有枪声，杨勇就问刘玉胜
“那边小庄里是谁的部队？”
“是我一个营。”刘玉胜回答说。
杨勇说“那好，你马上写封信，让他们放下武器，立即投降！”
刘玉胜见大势已去，也觉得八路军不错，随即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去。
不大一会儿，这个营的官兵就左肩扛着枪，右手举着枪栓，走了过来。对于敌人的投降，八路军是有经验的，他们把准备好的箩筐放在路边，伪军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把枪栓扔到筐里，然后站队集合。这样，在八路军的强大压力和刘玉胜的配合下，樊坝战斗得以胜利结束。
罗荣桓听完杨勇的话，沉吟了一会说“我看刘玉胜这样的人是可以争取的，争取过来要比杀掉好。他在当地有一定影响，争取他一个，可以影响一大批人。”
按照罗荣桓的意见，杨勇向刘玉胜申明大义，晓以利害，让他在当地继续组织抗日武装，并派秘书吕鸿到刘玉胜那里去协助他。刘玉胜非常感激，在吕鸿的帮助下，写了一份告当地同胞书
“玉胜不才，身为中华民国之军人，乃受敌伪之迷诱，沦为卖国求荣之汉j，……樊坝之役，幸被生俘，得蒙不死，倍享优待，并晓以救国救民之大义，教诲良深……玉胜扪心自问，愧悔交集，今获开释，恩同再生。……誓当重整旗鼓，投效抗战，将功折罪，以雪吾耻，以报国人……”
115师在樊坝取得了重大胜利，为老百姓除了一害，一下子在当地树立起了八路军的威信。刘玉胜的告同胞书，在郓城四乡广为张贴，影响也非常大。老百姓为感激八路军，燃放鞭炮，敲锣打鼓，进行慰问。有的人还自动购买棺木隆重安葬烈士，焚香化纸祭奠英灵。这一切曾使115师的干部战士感动得热泪盈眶。
不久，刘玉胜又拉起200多人的队伍，来找杨勇，投奔八路军，参加抗战。
樊坝一仗，打开了鲁西的局面，当地老百姓纷纷要求参加八路军。为了创建鲁西抗日根据地，陈光和罗荣桓决定，从686团中抽出第3营和教导队，再加上师直两个连，由杨勇和何德全、张国华、欧阳文等人领导，留在运河以西地区，称为东进支队第1团（后来改为独立旅）。张仁初、刘西元接任第686团团长和政委，率余下的两个营随师部继续东进。鲁西地区的开辟，使115师在山东又取得了一个立足点。
当时，在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正月里来正月正，
东进支队到山东。
罗荣桓陈光领兵马，
杨勇将军是先行。
二月里来杏花红，
奔袭樊坝是杨勇。
活捉伪军五百七，
义释团长刘玉胜。
3月7日，八路军115师686团向东渡过运河，进入泰（山）西地区。师部派出骑兵连，向汶上县城方向侦察敌情。
在这里上演了一场富有传奇色彩的“草桥阅兵”。
战士们穿上日军大衣，骑着缴获的日军大洋马，伪装成日军，来到距汶上城西北五里的伪军据点草桥。伪军的哨兵见有“日本人”来了，慌忙敬礼。化装成日本军官的骑兵教练员，讲了一通谁也听不懂的“日语”，由侦察员扮成的“翻译”把“日本军官”的命令“翻译”给伪军
“联队长来阅兵，快把队伍集合起来！”
伪军大队长毕恭毕敬地出来迎接。在伪军集合好队伍后，骑兵连指战员突然将其包围，伪军全部缴械。八路军没费一枪一弹，就生俘伪军大队长以下800余人。
3月10日，115师到达东平县东北部的夏谢作短期休整。3月14日，陈光和罗荣桓率115师师部，与中共泰西地委和由泰西人民抗日武装编成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6支队，在东平县常庄会合。随后，驻在鲁西北的区党委也赶到常庄，与115师一起活动。于是，115师在山东又顺利地开辟了泰西这一立足点。
这些事实说明，115师不但顺利地进入了山东，而且还开了一个好头。
中了国民党的圈套
在115师进入山东之前，山东党组织在各地发动武装起义，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在党组织内部有一些人认为，国共已经合作了，八路军也编入了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就应该更多地听从国民党政府的指挥。尤其是王明，他多次以中央领导人的身份散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言论，对八路军中的一些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基层组织的影响更大。
当时，石友三的国民党第10集团军，正驻扎在沂蒙山区，但石友三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之间有很大矛盾。山东的一些共产党武装就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配合石友三抗战。而石友三表面上应付八路军，实际上却与蒋介石联合反共。1939年3月4日，蒋介石致信石友三，信中大意是华北平原不能让共产党八路军作根据地，贻患未来；石总司令必须与鹿主席协力，将八路军消灭或撵到北边去。
接到蒋介石的信后，石友三立即召开军官秘密会议，制定进攻八路军的作战计划，并将计划付诸实施。3月9日，石友三在蒋介石委任他为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察哈尔主席之后，根据蒋在信中要他与鹿钟麟共同对付八路军的指示，遂指挥其所属特务旅、第181师、暂编第3师共万余人，同鹿钟麟部相配合，对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其中，石友三把八路军青年纵队的一营人残杀。直到这时，八路军中的很多人才看清石友三的真实面目。
对于沈鸿烈和石友三为代表的顽固派所进行的政治迫害与军事进攻，山东党组织和八路军中的一部分人开始退让过多，反击不力。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当时的形势还不能作出正确判断，对国民党中的顽固分子的面目一时还认识不清。另一方面，共产党也强调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抗日力量，并同友军进行合作抗日，有些人怕提防国民党，会破坏国共合作。
沈鸿烈是清末秀才，日本海军学校毕业，曾任张作霖的东北海防舰队司令，后当过青岛市长，为人老j巨猾，诡计多端，尤其善于辞令。115师在山东近6年中，除与日伪军进行斗争外，还把相当多的精力花在应付沈鸿烈的反共行动上。
对于这家伙的反动面目，萧华是最清楚不过了。
萧华刚到山东时，为了团结抗日力量，就找上门去做沈鸿烈的工作。那时，萧华才20多岁，在沈鸿烈面前像个小毛孩子，所以沈鸿烈根本就不把萧华放在眼里。刚一见面，沈就拐弯抹角地提出“乐陵是鄙人治下，还望肖司令（当时萧华任115师东进纵队司令）不要染指乐陵政务，使省府为难。”并说“贵军防区在山西、河北一线，贵军军饷很难筹措，还须请往河北征粮派款……”
沈鸿烈认为自己说得很在理，因为当时八路军归阎锡山的第2战区管辖，而第2战区的作战地区在山西、河北周围。言外之意，八路军超出自己的作战范围，没有按蒋介石的作战指示办。
沈鸿烈以为这样就可以把萧华顶回去，没想到萧华却用蒋介石的话来反击“沈主席，蒋委员长曾经在庐山号令全国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山东沦陷，我军赶来抗战，沈主席理应协助。难道事隔一年，沈主席就把蒋委员长的话给忘了吗？”结果问得沈鸿烈张口结舌。虽然舌战是赢了，可萧华还是没有要到军饷，因为沈鸿烈不给你，你也不能去找蒋介石评理。萧华却通过这一件事，认清了沈鸿烈死心塌地反共的真面目。
在八路军115师主力到达山东不久，沈鸿烈就指使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于3月30日制造了“太河惨案”。
秦启荣，是蒋介石军统特务在山东的头子。韩复榘逃跑以后，他在山东惠民打出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五纵队”的番号，自称中将司令，沈鸿烈又委任他为12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秦启荣指使他手下的第5指挥部指挥王尚志率部南下，越过胶济路，于3月间抢占原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4支队驻守的太河镇。
这时，活动在胶济路以北小清河流域的山东纵队第3支队的政治部主任鲍辉，率领赴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的人员及护送部队共200余人，从清河区南下，过胶济路后，准备经太河镇赴沂水。
秦启荣密令王尚志设置圈套，准备将鲍辉一行一网打尽。而鲍辉等却毫无防备，对国民党顽固派心存幻想，反而在事先将他们一行的枪支和人员总数通知了王尚志，说明是从太河镇路过，请他们不要误会。3月30日上午，鲍辉率部队到达距太河镇约8里的同古时，护送部队的吕乙亭营长发觉王尚志的部队荷枪实弹，气氛反常，便命令部队停下，但鲍辉却认为不会出什么问题，便命令继续前进。当时，王尚志给鲍一行指定了位于太河西边的一条只有三四尺宽的通道，路东是坚固的石砌寨墙，路西是淄河。太河镇寨门紧闭，在村头、围墙和山顶上都部署了士兵。吕乙亭感到情况不妙，命令战士们做好战斗准备。他自己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当部队走到西门外的围墙时，突然一声枪响，吕乙亭应声倒下，接着王尚志部下的机枪、步枪和手榴弹便一同响了起来。
就在这时，鲍辉还抱有侥幸心理，仍命令部队不要开枪，要大家齐声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真是太幼稚了，遇到生命危险应该反抗，这是连兔子都会采取的措施。
但是，八路军的战士还是听从鲍辉的命令。敌人仍然疯狂射击。随后，太河镇镇门大开，敌人从镇内和西、北、南三面包抄过来。八路军受地形限制，不能展开。最后，除60多人分散突围外，其余近200余人被俘。
被俘后的鲍辉终于认清了王尚志的真实面目，知道自己中了国民党的圈套。他与团长潘建军、宣传科长邓甫晨等10多位干部，痛斥秦启荣和王尚志破坏抗战的罪恶行径，最后惨遭杀害。
太河惨案的发生，完全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本来面目，擦亮了八路军将士和共产党人的眼睛。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山东和全国爱国人士的谴责。共产党和八路军迅速作出反应。共产党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先后召开了会议。115师也派罗荣桓到鲁西参加了这两次会议。在会议上，罗荣桓在讲到这次惨案发生的原因时，指出了共产党和八路军存在的问题那就是有些同志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在罗荣桓参与下，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作出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一系列决定。
太河惨案发生后，秦启荣放出了“太河事件是一场误会”的谎言。为了彻底揭露顽固派的罪行，山东纵队张经武总指挥和黎玉政委向全国发出通电，揭露太河事件的真相，并致电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政府，要求惩办罪魁祸首秦启荣。为了揭露敌人，教育群众，山东纵队在王庄召开了追悼死难烈士大会，115师政委罗荣桓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太河惨案是精心策划、蓄意制造的。这是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铁证。大会一致要求国民党山东军政当局严惩惨案的主谋，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承认一切抗日民众团体的合法活动，抚恤慰问死难烈士家属。
4月上旬，中共中央在接到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太河惨案的报告后，迅速给中共山东分局回电，指出山东方面过去退让太多……未能在国民党省政府和县长们西逃时普遍指定自己的县长；有些已指定的并到任的，随后又按沈鸿烈的命令撤销，秦启荣形同汉j，多次向共产党进攻，未能给予有效还击。中央给山东分局下达了指示“对于一切顽固分子之无理攻击，必须以严重态度对待。对汉j分子如秦启荣，必须坚决消灭之……”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在115师的参与下，研究了反击秦启荣的作战计划，决定集中山东纵队第3、4支队等，讨伐王尚志，夺回太河镇。
考虑到太河惨案的直接受害者是山东纵队，为了避免出现不必要的麻烦，照顾国共统一战线的大局，八路军115师没有直接参与。在讨论这一作战方案的可行性时，虽然人们都认为，报仇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从山东纵队当时的力量看，能否完成这一任务还是一个问号。因为沈鸿烈掌握的吴化文旅和进驻山东的于学忠军，可能出兵支援秦启荣。为消除山东纵队的担心，陈光和罗荣桓当即表示，在鲁西的115师部队可向津浦路靠拢，如果沈鸿烈和于学忠出兵，115师就开过来参战。115师的保证，提高了山东纵队的信心。
陈光和罗荣桓回到115师师部后，立即命令部队向津浦路方向移动，准备配合山东纵队对秦启荣和王尚志进行反击。
4月20日，山东纵队第3支队、第4支队等部队，在总指挥张经武和政委黎玉以及第3支队司令员杨国夫、第4支队司令员廖容标的指挥下，向太河镇的国民党顽固派发起进攻。当天下午收复了太河镇，并乘胜直扑王尚志的司令部，将其警卫大队全部消灭。随后，王尚志派部队袭击山东纵队的指挥部驻地沂水县悦庄。山东纵队早有防备，又歼其一部。有了太河惨案的经验教训，115师在行动时特别小心，以防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随后，115师在陈光和罗荣桓的领导下，与山东纵队等共产党抗日武装一起，广泛地开展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给山东各地的顽固派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
115师险象环生
115师按照“依山伴湖向外发展”的方针，向东平、汶上、宁阳地区发展。师部指挥686团并与山东纵队第6支队相配合，先后扫除了日军沿汶河设立的全部据点，歼灭伪军1000余人，控制了泰西大片地区。
深入泰西的八路军，好似在日军的腹部插入一把尖刀，严重地威胁着济南、泰安和津浦铁路中段的敌军，这就更引起了日军的重视。特别是日军在山东的最高指挥官、第12军司令官尾高龟藏，更是如芒刺背，如鲠在喉。他很清楚，如果泰西根据地与运西根据地连成一片，不仅直接威胁其占据的战略要地济南，而且还严重地危及津浦路的安全。为了消灭八路军，除去他的心病，尾高龟藏遂于1939年5月初，亲自指挥从济南、泰安、肥城、东平、汶上和宁阳等17个城镇调集的日伪军8000余人，坦克100余辆，火炮100余门，摆成铁壁合围之势，分9路围攻泰西根据地，妄图一举消灭活动在这一地区的八路军和共产党党政机关。
日军首先在外围地区进行“扫荡”。5月2日至8日，日伪军先后“扫荡”了东平、汶上一带。5月9日开始向肥城以南、汶上以北推进，步步紧缩合围圈。10日，115师师部、第686团、津浦支队、山东纵队的第6支队及鲁西学委机关等，共3000余人，陷入包围圈内。此时，罗荣桓不在师机关，已去东汶宁支队检查工作。在这以前，当发现日军紧缩包围圈时，师长陈光曾与熟悉泰西地形的第6支队段君毅等人商量，打算以山东纵队第6支队为前导，向西南方向突围，过汶河去东平、汶上一带。但是，当师部和686团走到半路时，汶河南岸又发现敌情，于是陈光感到西南是平原，不那么放心，还是去山区保险，又决定北去，向大峰山区转移。
结果，陈光的这一决定给115师带来了危险。10日晚，山东纵队第6支队因为是前导，处于包围圈的外沿，而没有执行陈光的决定，所以顺利突出日军包围圈。而向大峰山区转移的部队，却遭到日军的重兵堵击，不得不退到陆房地区。这一地区，四面皆山，地形像一个脸盆，纵横不过10余里，周围山区不大，无法隐蔽大部队，形势十分严峻。
115师主力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10日夜，115师领导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大家分析了当前的形势，都认为情况危急。但有的人提出，日军不善于山地作战，要摆脱当前面临的危机，就必须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在这次会上，师长陈光作了动员和部署，并要求所属各部队于第二天拂晓前做好战斗准备。
当时115师的部署是这样的686团1营教导员王六生带领第3连和第4连抢占陆房西边的肥猪山；1营副营长徐敬元带2连抢占蚜山；2营抢占鸠山、横山、凤凰山；师特务营和津浦支队抢占陆房以北、以东的制高点。师指挥所设于肥猪山东南面的小安家林内。686团的指挥所从陆房移至肥猪山坳的簸箕掌。各部队按所领任务，抢占了有利地形，并迅速作好了战斗准备。
11日晨，天刚蒙蒙亮，山区到处都弥漫着晨雾。突然，日军在晨雾中打出了三发信号弹，接着展开了猛烈的炮击。686团团长张仁初通过电话命令部队“注意避开敌人的炮火，搞好疏散隐蔽，待炮停了再出来。”刚打完电话，几发炮弹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爆炸，震得电话机一蹦老高。十几分钟后，炮声嘎然而止，日军的炮火准备结束了。随后，黑压压的日军就向肥猪山蜂拥而来。
686团1营2连连长龚玉烈是个智勇双全的指挥员。他机智地隐蔽在悬崖边上的岩石旁，怒目圆睁地盯着步步逼近的日军。日军越来越近，龚连长大喊一声“打”，同时他的二拇指扣动了扳机，“叭”的一声，一名日军军官从山坡上滚下，战刀甩出去好几米远。日军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山头上便爆发出一片喊杀声。战士们从岩石旁、树后和峭壁中一跃而出，将一束束手榴弹和一梭梭子弹打向敌群。顿时，日军被打得像从山顶上倒了筐土豆一样，纷纷滚下山去。
“好！打得好！”686团政委刘西元在团指挥所看到了2连的作战情况，高兴地对张仁初团长说，“龚连长真行！其他连队应该像他们那样，近打猛打，不到跟前不开枪。”
日军向岈山冲锋多次未能奏效，便分兵数路，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从山脚疯狂地向肥猪山包抄上来。一时间，炮声隆隆，枪声阵阵，肥猪山上硝烟弥漫，木石横飞。由于当时情况非常紧急，有很多干部、战士认为，115师此次是凶多吉少，便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信念，勇敢地与日伪军进行战斗，但却忽视了运用谋略和战术，因而造成一定的伤亡。
这时，陈光给686团打来电话“我们有的部队过于密集，被敌人的炮火杀伤。有的同志存有一锤子买卖的思想，只知道豁出命来拚，缺乏全局观念。”根据这一指示，686团团长张仁初当即通知各营，要组织小部队反击，以攻为守，以巧打代拚命，积小胜为大胜，争取战斗中的主动。
张团长的话没有说完，不料电话线被敌炮弹炸断了。“政委，我到1营去，你在指挥所掌握全盘！”说完，张团长将两支匣子枪往腰里一插，纵身跳下石坎，越过陡崖，冒着枪林弹雨，向1营的阵地上跑去。张仁初也是一员虎将，打起仗来总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从1927年在大别山当游击队长到这次陆房战斗，他负了11次伤。这回他在去一营的路上，又险些被日军的炮弹炸起的泥土给全部埋上。他一到前沿阵地，就召集干部研究反击问题，要求大家避敌锐气，以小组为单位分散隐蔽，近距离开火。各连按他的要求打，十分见效。
日军攻了一上午，没有一点进展。但是，日军发现自己的战术出了毛病，中午，便改变战法，由轮番攻击改为集团冲锋。日军集中所有的火炮，在山脚下向山上急速发射，炮弹从四面八方飞上山头，直打得岩石开花，树木横飞。不一会儿，山顶就被“剃”了光头。日军满以为八路军被其炮火打得差不多了，就以石桥为主要突破点，成群结队地拥向石桥。但日军没有想到，686团的一个战斗小组，早在桥东暗放了一束手榴弹。日军一踏上桥头，这束手榴弹就被拉响了，结果日军被炸死了10多个。日军并不就此罢休，轮番冲向桥头。最后坚守在那里的战斗小组只剩下一名战士，团政委刘西元正要命令1营派人去增援，却见那个战士把帽子放在一边吸引日军火力，自己光着头绕到对方的侧后，连续甩出好几颗手榴弹，打乱了日军的冲锋队形。
与此同时，其他阵地上的战斗也在激烈地进行。2营打得十分英勇顽强。7连指导员头部负伤，仍以惊人的毅力，一连刺死3个日军。他的刺刀还没从敌腹中拔出来，另一个日本兵的刺刀迎面刺来。7连指导员急中生智，迅速将身子一闪，让日本兵扑了个空。他纵身扑过去，把对方掀翻在地，拳击，牙咬，双方扭打在一起。翻滚到悬崖边时，指导员没劲了，那个日本兵一时占了上风。在这危急时刻，指导员使出全身力气，抱住对方滚下悬崖，与敌同归于尽。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师部通信员给686团1营教导员王六生送去了陈光的亲笔信，信中说“命令你部，不惜一切，坚守阵地”。王六生看后，对通信员说“回报师首长，请他们放心，人在阵地在，我们营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随后，他在电话中向团长张仁初汇报了陈光代师长的手令和战斗情况，张仁初指示他要尽可能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
从早晨到中午，115师的战士们滴水未进。但因所处态势十分险恶，人们都顾不上这么多了，大家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打退日军的进攻。
下午，日军兵分两路。一路向岈山西边起伏地带隐蔽跃进，企图占领进入陆房的门户岈山；一路从正面朝卧牛石方向进攻。岈山西面的日军没前进多远，就被徐敬元副营长率领的2连给咬住了。这时，事先从4连调上来的转盘机枪班与2连一起，把日军给打下去了。溃退下去的日军在其指挥官战刀?br />
云县西北黑牛王庄、宁津城歼灭伪军2000余人，打开了抗战的局面。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又决定调115师政治部副主任兼343旅政委萧华率一批干部去黄鲁边区，统一领导那里的武装斗争。随后，萧华率领旅部机关干部100余人由晋西南进抵山东省乐陵县。9月27日，成立了冀鲁边军政委员会，并将该地区部队整编为八路军东进抗日纵队，萧华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克明任参谋长，符竹庭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5支队、津浦支队和第6支队（由冀鲁边地方武装编成）。第5支队长曾国华，政治委员王叙坤，参谋长刘正，政治部主任刘贤权，下辖第4团（团长褚连三，政治委员朱廷宪）、第5团（团长龙书金，政治委员曾庆洪）、第6团（团长张策平，政治委员赖国清）。第6支队长邢仁甫，政治委员周贯五，副支队长冯鼎平，参谋长程政杰，政治部主任王辉球，下辖第7团（团长李子英，政治委员崔月楠）、第8团（团长杨柳新，政治委员陈德）、第9团（团长杨铮侯）、津浦支队（支队长孙继先，政治委员潘寿才）。
部队整编后，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并成立了几个游击支队。
193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时说“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或者估计国民党可能许可的，先斩后奏。例如设置行政专员，派兵去山东之类，先经过则行不通。”
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指示115师所采取的上述行动，就属于“先斩后奏”的性质。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加紧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而把主要兵力对付共产党的抗日武装。与此相呼应，国民党顽固派也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加紧给共产党和八路军制造麻烦。而山东起义后组织起来的武装既缺经验，又缺干部，派主力部队去山东已是刻不容缓。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派115师343旅685团去山东微山湖以西地区，进行抗日斗争。
11月25日，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致电彭德怀，指出“陈、罗率部及陈光旅的主力（两个主力团）全部去山东、淮北为适宜……陈罗东进时，拟分布于新老黄河间广大地区，包括津浦（路）东西、胶济（路）南北在内。尚昆、小平认为可行。”
12月间，朱德，彭德怀向陈光和罗荣桓下达了命令，要求已到达晋东南附近的685团以苏鲁支队名义先行入鲁。先是首战韩庄、崔庄，歼灭伪军王显臣部800余人。不久，苏鲁支队到达湖西与湖西人民武装起义力量组成的山东抗日义勇队第2总队进行合并，并改称苏鲁豫支队（支队的活动范围还包括河南的夏邑县）。当时，彭明治任支队长，吴文玉（吴法宪）任政治委员，支队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湖西抗日根据地。
随后，按照军委部署，115师师部和686团在陈光和罗荣桓的带领下，也于12月20日晚从山西西部的灵石县双池镇出发东进。部队冒着纷纷大雪，越过日军封锁的汾河和同蒲路，翻越了白雪皑皑的绵山，到达了晋东南的八路军总部驻地屯留附近。陈光和罗荣桓与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等在敌后相会，感到分外亲切。朱德还特地到115师驻地看望指战员，给干部们作了形势和任务的报告，还应罗荣桓的请求，为115师的《战士报》题写了报头。罗荣桓等去总部汇报工作时，朱总司令留他们吃饭，并亲自下伙房，给罗荣桓等人炒了一盘辣椒猪肚，大家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饭。
就在这时，国民党为了限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决定在敌后成立苏鲁和冀察两个司令部，并无理要求115师归还第2战区建制，并要求八路军在山东的地方部队统一由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同时兼任第51军军长）指挥。
如果执行国民党的命令，八路军将很难保持自己作战的灵活性，也不便于发展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因此，对蒋介石的命令只有置之不理。但是，当时国共正进行合作，为避免国民党找到反共的借口，115师去山东的事最好还要有理由。恰好就在此时彭德怀要去冀南找国民党的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就国民党顽固派袭击八路军一个支队并强令取消抗日政权（冀南行署）的事件进行谈判，115师便以东进支队的名义护送彭德怀。然后，名正言顺地翻过太行山，穿过平汉路，直接进入山东。
就在部队出发前，罗荣桓的爱人林月琴已经临产，罗荣桓前往医院探望。2月14日，林月琴生了一个男孩。即将出发的罗荣桓看到母子平安，放下了心。林月琴一想到自己的丈夫即将出发，心里当然是恋恋不舍，正好孩子的名字还没有取，就让罗荣桓给孩子取个名字。罗荣桓略一考虑，想到115师当时的任务，便说“部队正在东进，就叫他东进吧！”
说完，便告别了正在坐月子的妻子，踏上了东进的征程。
罗荣桓给儿子起这个名字，切实反映了当时的现实。东面，就是日军的后方。东进，就是到敌人的后方去。后来，罗荣桓给儿子取名字的故事在部队中传得很广，并在以后的作战中，115师的许多部队都用这个名字作为部队的代号。“东进”几乎成了115师胜利的象征。
从晋西到山东有约3000余华里，途中要穿越日军的几道封锁线。在行军过程中，部队遇到了很多困难，因此，有的人就把这次东进称作“小长征”。在这次小的长征途中，115师还配合129师粉碎了日军对山西辽县的进攻。
1939年3月1日，115师东进支队经过河北、河南交界地区，到达了黄河。可是，大家发现河里没有水。原来，由于蒋介石为了阻止日军的进攻，在1938年6月下令炸开了花园口的黄河大堤，致使黄河改道南行，这里的河水便枯竭了。通过这一事实，115师的指战员们了解了蒋介石不考虑老百姓利益的反动本性。
3月2日，八路军115师在代师长陈光和政治委员罗荣桓的率领之下到达鲁西地区，东进成功了。
“罗荣桓陈光领兵马，杨勇将军是先行”
鲁西平原一带虽然有中国共产党郓城中心县委在活动，但还不是共产党领导的较大规模的抗日武装根据地。在当地，日、伪、顽、匪，各霸一方，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八路军115师的到来，给这一带的人民带来了希望。
115师刚到郓城县的张楼宿营不久，八路军到达鲁西的消息就传到了郓城中心县委。县委书记梁仞千立即率领20多人到张楼迎接从平型关下来的老八路（当地群众对八路军主力部队的称呼）。
这些人当中，有驻张楼的国民党郓城县保安司令祝壁臣等当地的开明人士。祝壁臣原为国民党军第88师师长，曾带部队去中央苏区“围剿”过红军，但大敌当前，他已转为拥护八路军的抗日政策。
陈光代师长和罗荣桓政委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与他们进行了交谈。在谈话中，得知在郓城城里的汉j头子叫刘本功，在当地为虎作伥，鱼肉百姓。他的本家刘玉胜带了一个保安团驻扎在郓城西北的樊坝。陈光和罗荣桓决定打下樊坝，消灭刘玉胜的伪保安团，作为对山东父老的见面礼。他们把这个战斗任务交给了686团。
说干就干。3月3日晚上，686团团长兼政委杨勇率领部队冒雨向樊坝开进。全团指战员的棉衣被雨水浸湿了，但个个斗志昂扬。经过激烈的战斗，686团勇猛地冲进了敌人据守的围寨，刘玉胜被生擒。在战斗过程中，郓城守军曾派100余人前来增援，但被115师击退。此次战斗，全歼伪军刘玉胜的保安团共800余人。
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八路军在鲁西也随之声威大振。
战斗结束后，杨勇赶回张楼，向陈光和罗荣桓汇报作战的具体情况，并请示如何处置刘玉胜。师首长没有急于答复，让杨勇先把刘玉胜带到张楼，待审问后再作处理。
刘玉胜就是郓城人，以前曾在宋哲元的部队中当过排长，在喜峰口参加过对日作战。后来在韩复榘部队中当官的刘本功把他拉回来，让他当连长。山东被日军占领后，刘本功当了汉j保安司令，刘玉胜也跟着当了伪军团长。
审问刘玉胜的工作主要由罗荣桓来做。他与刘玉胜谈了一个多小时，然后与陈光和杨勇商量，看如何处置刘玉胜好。
杨勇说“在这次战斗中他老丈人肺部中弹，我们的医务人员认真给他治了，刘玉胜很感动，看样子，有些悔罪的表现。”
原来刘玉胜的岳父属于当地的名门望族，有一定的势力。刘玉胜之所以能在郓城县吃得开，在某种程度上赖其岳父的帮助。刘玉胜的岳父不但帮助他，而且社会经验丰富，办事要比刘玉胜老练得多。因此，刘玉胜对他的岳父是十分佩服、尊重，两人之间的感情也非常好。这次686团攻打刘玉胜时，他的岳父被枪声惊醒，慌忙爬起来，蹲在床上，通过窗子向外看，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想就在这时，一颗子弹打来，正中其腹部。听说岳父负伤了，刘玉胜也顾不上指挥部队，先回来看一下。这时，他的岳父正躺在床上哼哼呀呀地叫着，他的老婆在旁边哭哭啼啼，刘马上吩咐人给包扎伤口。就在这时，686团已攻到窗前，刘玉胜和他的老婆及岳父都成了俘虏。战士们刚刚抓到刘玉胜，杨勇团长就赶到了。他让通信员把医生叫来，给刘玉胜的岳父治伤，很快就包扎好了伤口，并采取措施减轻了老头的疼痛程度，所以当了俘虏的刘玉胜非常感动，当时就说了一些感激的话。
当时，在另外一个村庄里还有枪声，杨勇就问刘玉胜
“那边小庄里是谁的部队？”
“是我一个营。”刘玉胜回答说。
杨勇说“那好，你马上写封信，让他们放下武器，立即投降！”
刘玉胜见大势已去，也觉得八路军不错，随即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去。
不大一会儿，这个营的官兵就左肩扛着枪，右手举着枪栓，走了过来。对于敌人的投降，八路军是有经验的，他们把准备好的箩筐放在路边，伪军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把枪栓扔到筐里，然后站队集合。这样，在八路军的强大压力和刘玉胜的配合下，樊坝战斗得以胜利结束。
罗荣桓听完杨勇的话，沉吟了一会说“我看刘玉胜这样的人是可以争取的，争取过来要比杀掉好。他在当地有一定影响，争取他一个，可以影响一大批人。”
按照罗荣桓的意见，杨勇向刘玉胜申明大义，晓以利害，让他在当地继续组织抗日武装，并派秘书吕鸿到刘玉胜那里去协助他。刘玉胜非常感激，在吕鸿的帮助下，写了一份告当地同胞书
“玉胜不才，身为中华民国之军人，乃受敌伪之迷诱，沦为卖国求荣之汉j，……樊坝之役，幸被生俘，得蒙不死，倍享优待，并晓以救国救民之大义，教诲良深……玉胜扪心自问，愧悔交集，今获开释，恩同再生。……誓当重整旗鼓，投效抗战，将功折罪，以雪吾耻，以报国人……”
115师在樊坝取得了重大胜利，为老百姓除了一害，一下子在当地树立起了八路军的威信。刘玉胜的告同胞书，在郓城四乡广为张贴，影响也非常大。老百姓为感激八路军，燃放鞭炮，敲锣打鼓，进行慰问。有的人还自动购买棺木隆重安葬烈士，焚香化纸祭奠英灵。这一切曾使115师的干部战士感动得热泪盈眶。
不久，刘玉胜又拉起200多人的队伍，来找杨勇，投奔八路军，参加抗战。
樊坝一仗，打开了鲁西的局面，当地老百姓纷纷要求参加八路军。为了创建鲁西抗日根据地，陈光和罗荣桓决定，从686团中抽出第3营和教导队，再加上师直两个连，由杨勇和何德全、张国华、欧阳文等人领导，留在运河以西地区，称为东进支队第1团（后来改为独立旅）。张仁初、刘西元接任第686团团长和政委，率余下的两个营随师部继续东进。鲁西地区的开辟，使115师在山东又取得了一个立足点。
当时，在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正月里来正月正，
东进支队到山东。
罗荣桓陈光领兵马，
杨勇将军是先行。
二月里来杏花红，
奔袭樊坝是杨勇。
活捉伪军五百七，
义释团长刘玉胜。
3月7日，八路军115师686团向东渡过运河，进入泰（山）西地区。师部派出骑兵连，向汶上县城方向侦察敌情。
在这里上演了一场富有传奇色彩的“草桥阅兵”。
战士们穿上日军大衣，骑着缴获的日军大洋马，伪装成日军，来到距汶上城西北五里的伪军据点草桥。伪军的哨兵见有“日本人”来了，慌忙敬礼。化装成日本军官的骑兵教练员，讲了一通谁也听不懂的“日语”，由侦察员扮成的“翻译”把“日本军官”的命令“翻译”给伪军
“联队长来阅兵，快把队伍集合起来！”
伪军大队长毕恭毕敬地出来迎接。在伪军集合好队伍后，骑兵连指战员突然将其包围，伪军全部缴械。八路军没费一枪一弹，就生俘伪军大队长以下800余人。
3月10日，115师到达东平县东北部的夏谢作短期休整。3月14日，陈光和罗荣桓率115师师部，与中共泰西地委和由泰西人民抗日武装编成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6支队，在东平县常庄会合。随后，驻在鲁西北的区党委也赶到常庄，与115师一起活动。于是，115师在山东又顺利地开辟了泰西这一立足点。
这些事实说明，115师不但顺利地进入了山东，而且还开了一个好头。
中了国民党的圈套
在115师进入山东之前，山东党组织在各地发动武装起义，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在党组织内部有一些人认为，国共已经合作了，八路军也编入了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就应该更多地听从国民党政府的指挥。尤其是王明，他多次以中央领导人的身份散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言论，对八路军中的一些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基层组织的影响更大。
当时，石友三的国民党第10集团军，正驻扎在沂蒙山区，但石友三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之间有很大矛盾。山东的一些共产党武装就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配合石友三抗战。而石友三表面上应付八路军，实际上却与蒋介石联合反共。1939年3月4日，蒋介石致信石友三，信中大意是华北平原不能让共产党八路军作根据地，贻患未来；石总司令必须与鹿主席协力，将八路军消灭或撵到北边去。
接到蒋介石的信后，石友三立即召开军官秘密会议，制定进攻八路军的作战计划，并将计划付诸实施。3月9日，石友三在蒋介石委任他为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察哈尔主席之后，根据蒋在信中要他与鹿钟麟共同对付八路军的指示，遂指挥其所属特务旅、第181师、暂编第3师共万余人，同鹿钟麟部相配合，对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其中，石友三把八路军青年纵队的一营人残杀。直到这时，八路军中的很多人才看清石友三的真实面目。
对于沈鸿烈和石友三为代表的顽固派所进行的政治迫害与军事进攻，山东党组织和八路军中的一部分人开始退让过多，反击不力。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当时的形势还不能作出正确判断，对国民党中的顽固分子的面目一时还认识不清。另一方面，共产党也强调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抗日力量，并同友军进行合作抗日，有些人怕提防国民党，会破坏国共合作。
沈鸿烈是清末秀才，日本海军学校毕业，曾任张作霖的东北海防舰队司令，后当过青岛市长，为人老j巨猾，诡计多端，尤其善于辞令。115师在山东近6年中，除与日伪军进行斗争外，还把相当多的精力花在应付沈鸿烈的反共行动上。
对于这家伙的反动面目，萧华是最清楚不过了。
萧华刚到山东时，为了团结抗日力量，就找上门去做沈鸿烈的工作。那时，萧华才20多岁，在沈鸿烈面前像个小毛孩子，所以沈鸿烈根本就不把萧华放在眼里。刚一见面，沈就拐弯抹角地提出“乐陵是鄙人治下，还望肖司令（当时萧华任115师东进纵队司令）不要染指乐陵政务，使省府为难。”并说“贵军防区在山西、河北一线，贵军军饷很难筹措，还须请往河北征粮派款……”
沈鸿烈认为自己说得很在理，因为当时八路军归阎锡山的第2战区管辖，而第2战区的作战地区在山西、河北周围。言外之意，八路军超出自己的作战范围，没有按蒋介石的作战指示办。
沈鸿烈以为这样就可以把萧华顶回去，没想到萧华却用蒋介石的话来反击“沈主席，蒋委员长曾经在庐山号令全国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山东沦陷，我军赶来抗战，沈主席理应协助。难道事隔一年，沈主席就把蒋委员长的话给忘了吗？”结果问得沈鸿烈张口结舌。虽然舌战是赢了，可萧华还是没有要到军饷，因为沈鸿烈不给你，你也不能去找蒋介石评理。萧华却通过这一件事，认清了沈鸿烈死心塌地反共的真面目。
在八路军115师主力到达山东不久，沈鸿烈就指使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于3月30日制造了“太河惨案”。
秦启荣，是蒋介石军统特务在山东的头子。韩复榘逃跑以后，他在山东惠民打出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五纵队”的番号，自称中将司令，沈鸿烈又委任他为12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秦启荣指使他手下的第5指挥部指挥王尚志率部南下，越过胶济路，于3月间抢占原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4支队驻守的太河镇。
这时，活动在胶济路以北小清河流域的山东纵队第3支队的政治部主任鲍辉，率领赴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的人员及护送部队共200余人，从清河区南下，过胶济路后，准备经太河镇赴沂水。
秦启荣密令王尚志设置圈套，准备将鲍辉一行一网打尽。而鲍辉等却毫无防备，对国民党顽固派心存幻想，反而在事先将他们一行的枪支和人员总数通知了王尚志，说明是从太河镇路过，请他们不要误会。3月30日上午，鲍辉率部队到达距太河镇约8里的同古时，护送部队的吕乙亭营长发觉王尚志的部队荷枪实弹，气氛反常，便命令部队停下，但鲍辉却认为不会出什么问题，便命令继续前进。当时，王尚志给鲍一行指定了位于太河西边的一条只有三四尺宽的通道，路东是坚固的石砌寨墙，路西是淄河。太河镇寨门紧闭，在村头、围墙和山顶上都部署了士兵。吕乙亭感到情况不妙，命令战士们做好战斗准备。他自己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当部队走到西门外的围墙时，突然一声枪响，吕乙亭应声倒下，接着王尚志部下的机枪、步枪和手榴弹便一同响了起来。
就在这时，鲍辉还抱有侥幸心理，仍命令部队不要开枪，要大家齐声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真是太幼稚了，遇到生命危险应该反抗，这是连兔子都会采取的措施。
但是，八路军的战士还是听从鲍辉的命令。敌人仍然疯狂射击。随后，太河镇镇门大开，敌人从镇内和西、北、南三面包抄过来。八路军受地形限制，不能展开。最后，除60多人分散突围外，其余近200余人被俘。
被俘后的鲍辉终于认清了王尚志的真实面目，知道自己中了国民党的圈套。他与团长潘建军、宣传科长邓甫晨等10多位干部，痛斥秦启荣和王尚志破坏抗战的罪恶行径，最后惨遭杀害。
太河惨案的发生，完全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本来面目，擦亮了八路军将士和共产党人的眼睛。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山东和全国爱国人士的谴责。共产党和八路军迅速作出反应。共产党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先后召开了会议。115师也派罗荣桓到鲁西参加了这两次会议。在会议上，罗荣桓在讲到这次惨案发生的原因时，指出了共产党和八路军存在的问题那就是有些同志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在罗荣桓参与下，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作出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一系列决定。
太河惨案发生后，秦启荣放出了“太河事件是一场误会”的谎言。为了彻底揭露顽固派的罪行，山东纵队张经武总指挥和黎玉政委向全国发出通电，揭露太河事件的真相，并致电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政府，要求惩办罪魁祸首秦启荣。为了揭露敌人，教育群众，山东纵队在王庄召开了追悼死难烈士大会，115师政委罗荣桓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太河惨案是精心策划、蓄意制造的。这是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铁证。大会一致要求国民党山东军政当局严惩惨案的主谋，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承认一切抗日民众团体的合法活动，抚恤慰问死难烈士家属。
4月上旬，中共中央在接到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太河惨案的报告后，迅速给中共山东分局回电，指出山东方面过去退让太多……未能在国民党省政府和县长们西逃时普遍指定自己的县长；有些已指定的并到任的，随后又按沈鸿烈的命令撤销，秦启荣形同汉j，多次向共产党进攻，未能给予有效还击。中央给山东分局下达了指示“对于一切顽固分子之无理攻击，必须以严重态度对待。对汉j分子如秦启荣，必须坚决消灭之……”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在115师的参与下，研究了反击秦启荣的作战计划，决定集中山东纵队第3、4支队等，讨伐王尚志，夺回太河镇。
考虑到太河惨案的直接受害者是山东纵队，为了避免出现不必要的麻烦，照顾国共统一战线的大局，八路军115师没有直接参与。在讨论这一作战方案的可行性时，虽然人们都认为，报仇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从山东纵队当时的力量看，能否完成这一任务还是一个问号。因为沈鸿烈掌握的吴化文旅和进驻山东的于学忠军，可能出兵支援秦启荣。为消除山东纵队的担心，陈光和罗荣桓当即表示，在鲁西的115师部队可向津浦路靠拢，如果沈鸿烈和于学忠出兵，115师就开过来参战。115师的保证，提高了山东纵队的信心。
陈光和罗荣桓回到115师师部后，立即命令部队向津浦路方向移动，准备配合山东纵队对秦启荣和王尚志进行反击。
4月20日，山东纵队第3支队、第4支队等部队，在总指挥张经武和政委黎玉以及第3支队司令员杨国夫、第4支队司令员廖容标的指挥下，向太河镇的国民党顽固派发起进攻。当天下午收复了太河镇，并乘胜直扑王尚志的司令部，将其警卫大队全部消灭。随后，王尚志派部队袭击山东纵队的指挥部驻地沂水县悦庄。山东纵队早有防备，又歼其一部。有了太河惨案的经验教训，115师在行动时特别小心，以防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随后，115师在陈光和罗荣桓的领导下，与山东纵队等共产党抗日武装一起，广泛地开展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给山东各地的顽固派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
115师险象环生
115师按照“依山伴湖向外发展”的方针，向东平、汶上、宁阳地区发展。师部指挥686团并与山东纵队第6支队相配合，先后扫除了日军沿汶河设立的全部据点，歼灭伪军1000余人，控制了泰西大片地区。
深入泰西的八路军，好似在日军的腹部插入一把尖刀，严重地威胁着济南、泰安和津浦铁路中段的敌军，这就更引起了日军的重视。特别是日军在山东的最高指挥官、第12军司令官尾高龟藏，更是如芒刺背，如鲠在喉。他很清楚，如果泰西根据地与运西根据地连成一片，不仅直接威胁其占据的战略要地济南，而且还严重地危及津浦路的安全。为了消灭八路军，除去他的心病，尾高龟藏遂于1939年5月初，亲自指挥从济南、泰安、肥城、东平、汶上和宁阳等17个城镇调集的日伪军8000余人，坦克100余辆，火炮100余门，摆成铁壁合围之势，分9路围攻泰西根据地，妄图一举消灭活动在这一地区的八路军和共产党党政机关。
日军首先在外围地区进行“扫荡”。5月2日至8日，日伪军先后“扫荡”了东平、汶上一带。5月9日开始向肥城以南、汶上以北推进，步步紧缩合围圈。10日，115师师部、第686团、津浦支队、山东纵队的第6支队及鲁西学委机关等，共3000余人，陷入包围圈内。此时，罗荣桓不在师机关，已去东汶宁支队检查工作。在这以前，当发现日军紧缩包围圈时，师长陈光曾与熟悉泰西地形的第6支队段君毅等人商量，打算以山东纵队第6支队为前导，向西南方向突围，过汶河去东平、汶上一带。但是，当师部和686团走到半路时，汶河南岸又发现敌情，于是陈光感到西南是平原，不那么放心，还是去山区保险，又决定北去，向大峰山区转移。
结果，陈光的这一决定给115师带来了危险。10日晚，山东纵队第6支队因为是前导，处于包围圈的外沿，而没有执行陈光的决定，所以顺利突出日军包围圈。而向大峰山区转移的部队，却遭到日军的重兵堵击，不得不退到陆房地区。这一地区，四面皆山，地形像一个脸盆，纵横不过10余里，周围山区不大，无法隐蔽大部队，形势十分严峻。
115师主力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10日夜，115师领导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大家分析了当前的形势，都认为情况危急。但有的人提出，日军不善于山地作战，要摆脱当前面临的危机，就必须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在这次会上，师长陈光作了动员和部署，并要求所属各部队于第二天拂晓前做好战斗准备。
当时115师的部署是这样的686团1营教导员王六生带领第3连和第4连抢占陆房西边的肥猪山；1营副营长徐敬元带2连抢占蚜山；2营抢占鸠山、横山、凤凰山；师特务营和津浦支队抢占陆房以北、以东的制高点。师指挥所设于肥猪山东南面的小安家林内。686团的指挥所从陆房移至肥猪山坳的簸箕掌。各部队按所领任务，抢占了有利地形，并迅速作好了战斗准备。
11日晨，天刚蒙蒙亮，山区到处都弥漫着晨雾。突然，日军在晨雾中打出了三发信号弹，接着展开了猛烈的炮击。686团团长张仁初通过电话命令部队“注意避开敌人的炮火，搞好疏散隐蔽，待炮停了再出来。”刚打完电话，几发炮弹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爆炸，震得电话机一蹦老高。十几分钟后，炮声嘎然而止，日军的炮火准备结束了。随后，黑压压的日军就向肥猪山蜂拥而来。
686团1营2连连长龚玉烈是个智勇双全的指挥员。他机智地隐蔽在悬崖边上的岩石旁，怒目圆睁地盯着步步逼近的日军。日军越来越近，龚连长大喊一声“打”，同时他的二拇指扣动了扳机，“叭”的一声，一名日军军官从山坡上滚下，战刀甩出去好几米远。日军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山头上便爆发出一片喊杀声。战士们从岩石旁、树后和峭壁中一跃而出，将一束束手榴弹和一梭梭子弹打向敌群。顿时，日军被打得像从山顶上倒了筐土豆一样，纷纷滚下山去。
“好！打得好！”686团政委刘西元在团指挥所看到了2连的作战情况，高兴地对张仁初团长说，“龚连长真行！其他连队应该像他们那样，近打猛打，不到跟前不开枪。”
日军向岈山冲锋多次未能奏效，便分兵数路，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从山脚疯狂地向肥猪山包抄上来。一时间，炮声隆隆，枪声阵阵，肥猪山上硝烟弥漫，木石横飞。由于当时情况非常紧急，有很多干部、战士认为，115师此次是凶多吉少，便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信念，勇敢地与日伪军进行战斗，但却忽视了运用谋略和战术，因而造成一定的伤亡。
这时，陈光给686团打来电话“我们有的部队过于密集，被敌人的炮火杀伤。有的同志存有一锤子买卖的思想，只知道豁出命来拚，缺乏全局观念。”根据这一指示，686团团长张仁初当即通知各营，要组织小部队反击，以攻为守，以巧打代拚命，积小胜为大胜，争取战斗中的主动。
张团长的话没有说完，不料电话线被敌炮弹炸断了。“政委，我到1营去，你在指挥所掌握全盘！”说完，张团长将两支匣子枪往腰里一插，纵身跳下石坎，越过陡崖，冒着枪林弹雨，向1营的阵地上跑去。张仁初也是一员虎将，打起仗来总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从1927年在大别山当游击队长到这次陆房战斗，他负了11次伤。这回他在去一营的路上，又险些被日军的炮弹炸起的泥土给全部埋上。他一到前沿阵地，就召集干部研究反击问题，要求大家避敌锐气，以小组为单位分散隐蔽，近距离开火。各连按他的要求打，十分见效。
日军攻了一上午，没有一点进展。但是，日军发现自己的战术出了毛病，中午，便改变战法，由轮番攻击改为集团冲锋。日军集中所有的火炮，在山脚下向山上急速发射，炮弹从四面八方飞上山头，直打得岩石开花，树木横飞。不一会儿，山顶就被“剃”了光头。日军满以为八路军被其炮火打得差不多了，就以石桥为主要突破点，成群结队地拥向石桥。但日军没有想到，686团的一个战斗小组，早在桥东暗放了一束手榴弹。日军一踏上桥头，这束手榴弹就被拉响了，结果日军被炸死了10多个。日军并不就此罢休，轮番冲向桥头。最后坚守在那里的战斗小组只剩下一名战士，团政委刘西元正要命令1营派人去增援，却见那个战士把帽子放在一边吸引日军火力，自己光着头绕到对方的侧后，连续甩出好几颗手榴弹，打乱了日军的冲锋队形。
与此同时，其他阵地上的战斗也在激烈地进行。2营打得十分英勇顽强。7连指导员头部负伤，仍以惊人的毅力，一连刺死3个日军。他的刺刀还没从敌腹中拔出来，另一个日本兵的刺刀迎面刺来。7连指导员急中生智，迅速将身子一闪，让日本兵扑了个空。他纵身扑过去，把对方掀翻在地，拳击，牙咬，双方扭打在一起。翻滚到悬崖边时，指导员没劲了，那个日本兵一时占了上风。在这危急时刻，指导员使出全身力气，抱住对方滚下悬崖，与敌同归于尽。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师部通信员给686团1营教导员王六生送去了陈光的亲笔信，信中说“命令你部，不惜一切，坚守阵地”。王六生看后，对通信员说“回报师首长，请他们放心，人在阵地在，我们营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随后，他在电话中向团长张仁初汇报了陈光代师长的手令和战斗情况，张仁初指示他要尽可能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
从早晨到中午，115师的战士们滴水未进。但因所处态势十分险恶，人们都顾不上这么多了，大家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打退日军的进攻。
下午，日军兵分两路。一路向岈山西边起伏地带隐蔽跃进，企图占领进入陆房的门户岈山；一路从正面朝卧牛石方向进攻。岈山西面的日军没前进多远，就被徐敬元副营长率领的2连给咬住了。这时，事先从4连调上来的转盘机枪班与2连一起，把日军给打下去了。溃退下去的日军在其指挥官战刀?br />